现代言情《黄天厚土，半句难言》是大神“李炜彤”的代表作，廖莹陈莹是书中的主角。精彩章节概述：我叫廖莹，原本我不该叫廖莹，应该叫陈莹，或者是叫陈什么的。但是命运的转圜总是出人意料，因为是个女孩，我没能在陈家的户口本上扎下根。我的父母在我出生那天把我送到了姑父姑姑家。他们太着急了，着急到连名字都没给我起。人没有名字怎么行呢，人都说，没名叫不应。姑父姓廖，我随姑父姓，姑父给我起名叫廖莹。姑父家所在的村子叫廖家村。一个在地图上都很难找到的村落。天下所有正经村落，皆有归属，一县管辖，一官治理，灾有...

《黄天厚土，半句难言》精彩片段

我叫廖莹，原本我不该叫廖莹，应该叫陈莹，或者是叫陈什么的。但是命运的转圜总是出人意料，因为是个女孩，我没能在陈家的户口本上扎下根。我的父母在我出生那天把我送到了姑父姑姑家。他们太着急了，着急到连名字都没给我起。人没有名字怎么行呢，人都说，没名叫不应。姑父姓廖，我随姑父姓，姑父给我起名叫廖莹。
姑父家所在的村子叫廖家村。一个在地图上都很难找到的村落。
天下所有正经村落，皆有归属，一县管辖，一官治理，灾有赈、苦有报、冤有诉、事有断。唯独廖家村，三省沾边，三省不问。
外人不知内里，只当这是地图夹缝里不起眼的小村落，依山傍田，安静贫瘠，与世无争。可真正生在这里、长在这里、一辈子被这片黄土困住的人都知道，廖家村从来不是一方安生水土。
它是三省交界的豁口，是官府不管、律法不沾、人情稀薄、善恶模糊的三不管地界。
往东二十里，地界碑石斑驳，是北省辖地，官道笔直，税役规整；
往西十五里，山岗连绵，田亩归册，属西省乡土；
往南十五里，河滩分水，户籍归宗，是南省地界。
三条官马大道，不远万里奔赴而来，偏偏在廖家村外的三岔口骤然分叉，像三把扯开人世秩序的利刃，把这片小小的村落，硬生生卡在三省缝隙之间。
太平年月，三省官府皆视此地为边角废土，不修道路、不兴教化、不设官署、不理民情，任它荒芜贫瘠、自生自灭。可一旦到了秋收完税、摊派徭役、征粮纳捐的时节，三省公差便会循着官道轮番奔赴，车马络绎不绝，一趟接一趟，从不落空，从不手软。
北省征春粮，南省收杂捐，西省派徭赋。
一亩薄田，一年三税，层层盘剥，敲骨吸髓。
庄稼人春种秋收、汗滴入土、整年劳碌，拼尽一身力气换来的微薄收成，被三方官府层层剥离、尽数搜刮。待到公差车马扬尘离去，家家户户粮仓空空，最后落在农人掌心的，往往连一把饱满的粮食都凑不齐。
世人都说黄土养人，可廖家村的黄土，养不出富贵，更养不出安稳，只养得出无尽的隐忍、无尽的沉默、无尽的哑巴。
廖家村的土，是沉的，是黄的。
踩上去软绵、厚重、踏实，千百年来养活着一代又一代庄稼人，也悄无声息掩埋了一代又一代的委屈、苦楚、秘事与冤魂。
廖家村的人，大半都是姓廖。老辈人传下来的说法，百十年前，廖家老祖带着一大家子逃荒躲避兵祸，也有说是归隐田园，走到这片洼地，瞅着地平土肥，便扎下根不走了，一代一代添丁进口，硬生生攒出 23个生产小队，地界铺开，比周边四个小村子合在一起还要大。剩下的住村西头的都是各地逃荒来的杂姓，王、李、张、赵，零零散散挤在一块儿，平日里低头不见抬头见，见真遇上过不去的难处，各顾各的多，伸手拉一把的少。
村里的老人没事总蹲在村头打谷场的大槐树下唠嗑，唠的都是村里人的闲话，东拉西扯，从前朝说到眼下，没个准头，却句句藏着村里的根由。
老人们说，别看咱廖家村看着不起眼，可外人都说咱这倚山傍水是块**宝地。**年间，村里走出好几个县长。本县、邻县都有咱廖家的人做过**。
年轻人听完只摇头，宝地归宝地，宝地也出**？
建国之前，周边山里**扎堆，专劫往来过路的客商。到了七八十年代，南方大路上车匪路霸层出不穷，开车的、赶车的，总被拦着抢钱抢包袱，闹出人命的也不在少数。村里上了年纪的人，总能在传说的车匪路霸找到几个和自己村里对上号的人。据说90年代还出过一个悍匪，**越货，事情闹大了上电视台，方圆百里的村镇，没有不知道廖家村出了凶人的，所以外乡的人都叫廖家村为“**村”。
老人手里拿着烟袋锅子，在地下哐哐磕上两声，慢悠悠地绕着弯子说：“根子全在三不管上。三省都想管这片天、这片地，三省又谁都不愿承担责任。赋税一层叠一层压在老百姓头上，庄稼人守着几亩地辛辛苦苦干一年，交完税粮连糊口都难。本分人走投无路，才扛起棍棒拦路讨活路。**名声难听，可搁在当年，至少能保住一家老小的性命。本以为同族出了做官的县长，乡亲们能沾几分光，日子松快些。谁晓得县长半点不护着故土，反而联合外省的乡绅，加码盘削廖家村的田地。老百姓的日子越发熬不下去，落草当**的人只多不少。”
人们便说，看来出个县长也是白搭，廖家村养大了他，他反而拿着刀子给别回来了。
老人便在这份喧闹中沉默不语，烟雾攀上了他那张布满沟壑的脸。
我就是在这样一片土地上，落地寄命，生根八年。
一九八五年，计划生育的风已经吹遍全国各地。
城里的计划生育像刀子似的锋利，比乡下的冷，更比乡下严，条条框框密不透风，压得每一户还没生孩子的双职工家庭都喘不过气来。大街小巷的墙面全部刷满白漆红字，字字锋利、句句刚性，成了一代人刻入骨髓的时代烙印。
铁规在前，没有一点变通的余地：双职工家庭，不管男孩女孩，只允许生一个孩子，禁止生二胎。一旦超生，铁饭碗砸碎、开除公职、档案上留下污点、前途尽数毁掉。
我的父母都是城里化肥厂的职工。老辈子在土里刨食多少年，才出了父亲这一个高中生，机缘巧合进了化肥厂，吃上了商品粮，又和同在化肥厂上班的母亲结了婚，村里人都说，寒门出贵子，老陈家总算熬出头了。
父亲格外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幸福，他穿着体面衣裳、守着单位纪律、骨子里却还留着老一辈土里刨出来的执念：家里要有个带把的，才算是传宗接代，才算**，才算不被人戳脊梁。
母亲怀胎十月，担惊受怕了十个月，不是怕孩子生下来不知道怎么带，也不是怕多添一双筷子日子会过的紧巴，她怕她肚子里怀的是个闺女。用她的话说，要生个闺女她以后走到人前都抬不起头来，她的人生不允许有这样的失误。但是生孩子不像买东西，买的不如意还能去换换，就是换不了大不了重新再买一个。这是一个孩子，一个活生生的孩子，总不能生下来不如意再塞回去吧。机会只有一次，就一次，一定要一举得男，这样才对的起他们一帆风顺的人生履历：低开高走，没有污点。
到了开奖的日子，瓜熟蒂落，我哇哇啼哭着落地。哎，还真是事与愿违，怕什么来什么。我竟然是个女孩，听说母亲在医院和人吵起来了，说别人换了她的孩子，把儿子换跑了，给她留了个丫头片子。
因为那时太小，小到没有任何记忆，我听不懂他们吵了什么，更没能看懂父母脸上的表情，想必他们当时心中的慌乱，焦急和失望一定是盖过了当父母亲的喜悦。
怎么能让一个女孩子毁了他们预期的未来？
不能啊！
我的父母在我出生的那个晚上就商量一致做了决定：送走，对外就说这个孩子没成，生下来晚上回家就死了。这样就能把再生一个孩子的指标给空出来。要赶紧再生一个，而且必须是个儿子。
我的父亲连夜出发，一百多里的路，夜色颠簸，老式二八自行车的车轮碾过碎石土路，一路摇晃，把襁褓中的我放在竹筐里，从灯火规整、秩序森严的城市，送进了三省交界、无人管束、沉默荒芜的廖家村。
他又一刻不停，重新返回了城里。
再要一个生育指标真正操作起来好像也不是那么难。那时候计划生育严的像扣在头上的天只是超生，哪怕怀胎九月没生下来被举报或者被发现，就会被计生办的人拉到医院做引产，医院的***里就有了好多死婴，他们堆在垃圾桶里，等着天亮被拉出去掩埋。父亲到家正好是凌晨，他在医院提前找好了人，花10块钱买了个死婴带回了家。
厂里管计生的领导闻讯到家走了一圈，我的母亲头上裹着头巾两眼哭的红肿，地上的孩子毫无声息。
女领导扒开襁褓看看死孩子，拍了我母亲的肩：“慧玲，月子里可不能哭，眼睛哭坏了可不好，你们还年轻，养好身体再生一个。”
母亲心里舒了一口气。父亲连夜奔波的疲惫更像是痛失孩子后的悲痛欲绝，一切尘埃落定。
从我父亲手中接过我的，是我的姑父姑姑。
姑姑是我父亲的亲姐姐，18岁时嫁给了廖家村的姑父。廖家村离城里有一百多里路。那时没有电话，没有牛车，镇上不通汽车，姑姑一年到头难得回一次娘家。姑姑和姑父都不识字，唯一能和家里通的书信也通不了。
姑姑说，那时候她回娘家全靠两条腿。早上二更起床，吃过早饭，带上几个馒头，背着孩子摸黑从廖家村一路走回城里，饿了吃馒头，渴了到人家屋里讨口水，到了没人家的地方，田间地头的水也能喝，一路上还要防着有歹人，走走停停，走走歇歇，到了城里已是半夜。
命运却待姑姑却格外寡淡，她膝下只有一个女儿。后来又怀孕，已有四个月，地里正收麦子，天下了雨，她跟着姑父在雨中抢收了一夜，孩子没了。正是农忙，割麦炸豆的时节，哪里有那么娇气。他们并没有把这当成个事，姑姑在家歇了半天又去了地里，不知道是流产伤了身子，还是没休养好，以后便再没有怀孕。那时候乡里的医疗条件落后，家里又不富裕，怕花钱太多，姑姑没敢去城里的大医院。只让村里的赤脚医生看过，西药一把一把的吃，苦药汤子一碗一碗的灌，折腾了一年，钱花出去不少，却没有一点再怀孕的迹象。再看病还要花钱，还不一定能不能看好，最后只能认了命。
姑父说，命里有儿终需有，命里无儿不强求。
这话有没有安慰到姑姑我不知道，但是在很多年后，我还听到背地里有人说姑父是个绝户头，老廖家这一支从他手上断了。
对于我父亲来说，姑姑家是当时能想到我的最好的去处，一是穷乡僻壤离城里远，没有人会发现。二是姑姑家没有别的小孩子，不用担心我去了照料不周，三是把我交给自己的亲姐姐，他放心。
我的到来，事先姑姑是不知道的。半夜里被我父亲的敲门声叫醒，姑姑心里当时就惊了，以为是家里出了什么不好的事，她腿软的站不起来，还是姑父去开的门。父亲把我递过去，姑姑的错愕只是一瞬间。她接过襁褓，像立军令状似的和我父亲说：“桂林，你放心，孩子在这决不让她受一丝委屈。”
父亲完成交接工作没喝口水就走了，他像卸下了一个沉重的包袱，走的时候一身轻松。
姑姑后来说，我小时候就聪明，父亲要走的时候我哭的很厉害，那么一个小人什么都不会说，心里***都知道，舍不得父亲走。
我撇着嘴，怎么可能是舍不得，跑了那么远的路，一口奶都没吃，肯定是饿哭的。
姑姑的女儿也就是我姐廖帆在我到来的两年前就嫁到了邻村，不远，也就十几里路。
按理说，姑姑家就一个女儿，按着那时村里约定俗成的做法，姐应该招一个上门女婿，将来生了孩子也姓廖，姑父这一门也就算是延续下来了。
姐说，“招了啊，16岁时定的亲，男方家有三个儿子，他是老大。因家里穷，娶不上媳妇，**妈让他当上门女婿。当时我还傻着，也不知道啥叫愿意不愿意，反正爸妈说行就行了。定婚两年，他到家里来了五次，我俩说不上十句话。18岁那年，媒人捎话说男方家问什么时候成家，他们家好准备准备。”
“他家有什么准备的，来走亲的衣服都是借人家的，这话摆明了是让咱家准备结婚的事了。爸和妈当时就回了媒人，孩子们都大了，也到了结婚的年龄了。媒人隔天回话，说男方家问日子定到腊月初八行不行，天凉快了，东西也好放。”
“爸妈都说好，就咱家这情况，结了婚不仅是家里多添了一个人，关键是添个男劳力，家里能多个帮手。更重要的是，村里再没人说三倒四了，有个男人来顶梁，谁敢再说咱爸是绝户，我敢上门把他家拆了。进了冬月，媒人又来，说男方家问，能不能把房子翻修一下，等结了婚有了孩子，这三间土坯房就住不开了。爸当时犯了难，不是说盖房子不行，眼看着还有一个多月就到婚期了，这会盖来不及。再说，手里也没那么多钱。爸感叹道，原来招个女婿和接个媳妇一样，都得准备房子。妈说，可不是，麻雀还得有个窝呢，人家提的也不过分。爸就回了媒人，这会盖房子时间上来不及了，家里也没那么多钱。这样，我把手头的钱给帆帆，等他们结了婚，明年开春把房子盖好，差多差少的一家人好好干，要不了多久就能把账给还上。媒人说行，他这就去回话。”
那后来呢？
“后来，那男的没两天就过来了，说是花生榨了油送一壶花生油过来。中午和爸喝了酒，爸想着以后就是一家人了，就劝的勤了点，他喝多了，一喝多话就多。他指着爸说，叔，都说当上门女婿丢人，我这不是家里穷吗。你就这一个闺女，等你和婶不在了，这家业早早晚晚都是我老肖家的，我带着廖帆回肖坡去，到时候家里家外都是我说了算的。”
“爸的酒一下子就惊醒了，什么人啊！爸当时就给了他一个耳光，让他滚。那男的捂着脸，一句话没说，恨恨的走了。后来他家人来过两回，说孩子还小，嘴上没个把门的，让爸不要和他一样。爸说，这还没成家呢，这话就说下了，也不知道是他家大人说的还是他心里一直就是这样想的，他觉得当上门女婿丢人，只是因为家里穷才不得不上门。他们老俩口以后要不在了，那人还不定是个什么样呢，这样的人，不能要。这事就算了。”
后来又有人给姐介绍了现在的**，姐愿意，姑姑和父觉得不错，就让姐嫁出去了。
姑父说，无所谓了，什么上门不上门的，只要帆帆过的好，怎么着都行。
姐命好，嫁过去一年就生了个儿子，孩子被公公婆婆当**似的疼爱着，可能是怕姑姑和姑父，作为外公外婆对外孙的疼爱会超过爷爷***份额，更怕孙子和外公外婆亲，特别是这种没有儿子的外公外婆，便以各种借口很少让姐带孩子回娘家。姐年轻时温柔，怯懦，和村里的很多女人一样，嫁鸡随鸡嫁狗随狗，什么都是婆家说了算，婆家说不让回那便不回了，免得生气。再说，有孩子，还有家里的十几亩地，院子里的鸡、鸭、猪、狗，事事都缠着，哪里脱的开身，也就得闲抽空回一趟娘家，屋里转一圈，说上几句话，像做贼似的，匆匆回来，又匆忙离去，连吃顿饭的时间都没有。
姑姑常抹眼泪，说嫁个闺女像卖给人家似的，回个娘家都要偷偷偷摸摸的。
姑父说，可不是吗，嫁出去的闺女泼出去的水，好歹这离家近，三不五时还能见见。
姑父又说，你这话可不能在帆帆面前说，免得她回去生气，算了，只要她日子过的好就行。
等父亲走后，姑姑才想起忘了问父亲有没有给我起名。出门追去，清冷的月光下哪里还有父亲的影子。
姑姑和姑父一夜没睡着。姑父说给我起个名字吧，叫莹莹，人都说月光晶莹，今晚的月亮不是亮莹莹的吗，莹字好。
姑姑说，就先这样叫吧，当个小名，等长大回去再起个大名就行了。
两天后，姑父又说：“自帆帆出嫁后，屋子里总算有点热闹气了，两个人天天冷清的连觉都睡不着。”
姑姑没说话，用眼神示意姑父声音小点，不要把我吵醒了。
从此以后，我便成了姑姑和姑父的挂件，吃饭抱着，干活带着，出门要背在身上。
我就在这座土坯小院里，落地生根，岁岁成长。我从小学的是廖家村的方言土语，踩廖家村的黄土田埂，看廖家村的四季庄稼，闻廖家村的烟火尘土。春日看青苗破土，夏日听蝉鸣聒噪，秋日拾田埂落穗，冬日守小院暖阳。
整整八年。
八年光阴，足够让一个婴孩长成懵懂的孩童，足够让城市的血缘彻底淡去，足够让我彻彻底底，变成一个土生土长的廖家村孩子。
我的眉眼、我的性子、我的气息、我的骨血，全部浸染了这片黄土的厚重与荒芜。
在我8岁之前，我不知道姑父和姑姑只是我的养父母，尽管村里人有叫我“四季客”，我不敢往深究，懵懂的认为那只是一种称呼。我固执的以为姑姑姑父是我唯一的亲人，廖家村是我唯一的家。我想，我会一辈子这样安稳过下去，一辈子守着姑姑和姑父，守着村里慢得静止的岁月，平平淡淡、无灾无难，过完这一生。
我那时年纪太小，看不懂这片黄土底下压着的暗流，看不懂乡村烟火里藏着的凉薄，看不懂邻里温顺面孔下藏着的私心，更看不懂，一场即将席卷所有人命运的悲剧，早已在岁月深处，悄悄埋下了伏笔。
廖家村人过日子，一半是热乎的人情，一半是藏不住的细碎算计，人人都活在这两种光景里，不冲突。
谁家农忙劳力不足，有自家干完活的，都会过来搭把手。中午主家蒸一锅馒头，熬一锅稀饭，不用给工钱。大伙忙活一天，吃饱喝足，各回各家。遇上红白喜事，各家都去帮忙。办喜事，各家凑桌椅板凳，鸡蛋，粮食。办丧事，村里人帮忙挖墓坑，搭灵棚。有拿不出钱办丧事的，全村人你一把粮食，他几毛零钱凑出来，总能让逝者下葬。
可是村里人手里常年紧巴，一分钱都要掰两半花。久而久之，顺手牵一点零碎物件贴补家用，成了村里人都默许的规矩。廖家村人嘴里常挂着一句话：地里长的，树上结的，没人看，顺手拿点不算偷。
这话不是哪一年凭空冒出来的，是祖上传下来的老理。姑父说，早些年日子不好，家家户户吃不饱，今天你摘我两个瓜，明日我拔你两棵青菜，谁也不恼。都是为了活个命，自家要有也就不稀罕别人家的东西了，一两口吃食不值得红脸争吵，日子久了，就落下“顺手”这个说法。
村里人下地路过别家菜园，*两根黄瓜，摘几个辣椒，揣进兜里就走。若是被主人撞见了，顶多嘟囔两句，极少有人撕破脸面争执。村西种着**的桃林，到了成熟季节，过路孩子摘两个桃，守林的大叔看到了，顶多挥挥手说两句，并不会追着打骂。
旁人都说廖家村的风气坏，廖家村的人不这么认为。
姑父说，三不管的地界，官府靠不住一，乡里乡亲这点情分，全靠这些零碎吃食撑着。真要是一分一毫都算的清清楚楚，村里早就是四分五裂，各走各路了。
耳濡目染之下，我早就把“顺手”刻到了骨子里。
春天和小伙伴们上山爬树掏鸟窝，河坡野地里长着一片蒜苗，顺手拔两棵回家。夏天下河洗澡，路边桃子瓜果熟了，顺手摘回家。有一次桃子摘多了，拿不下，我脱了长裤扎着裤腿，把桃子往裤腿里塞。正装着呢，看林子的大爷来了，我赶紧把桃往身后藏。大爷反倒笑了，摆手说没事，吃两个桃不算啥，别折枝糟蹋就行。秋收跟着姑姑下地，地里的花生、棉花、大豆看到了，顺手捎上。冬天钻进雪窝逮野鸡，沿途捡柴火。
韭菜、白菜、西瓜、茄子、辣椒，只要四下无人，大家都会顺手带走。家家户户都这样约定俗成，没人觉得是什么错事。
直到那年，姑父家吃了大亏。
那年秋收，日头毒辣，秋老虎肆虐，整个村子被滚烫的日光笼罩，田地干裂、空气燥热，家家户户都抢着天晴收秋粮，生怕来一场秋雨把庄稼打落到地里。
姑父家的七亩地在村外十几里的河滩洼里，全部种的花生。
七亩花生，是姑父姑姑大半年的血汗。春天播种，花生苗一点点的长起来，草也跟着长起来，除草施肥，抗旱保苗，姑父和姑姑忙了大半年，想着花生丰收，买麦种，买化肥，还有明年的种子钱，平常零碎的开销就有了着落。
秋收那几日，天公作美，日日****，地皮干爽无湿，最适合收割晾晒。
姑父姑姑抓住好天气，天不亮就下地，日落才归，连着熬了几天，终于把七亩地的花生全部*完了，抖净浮土，一摞一摞整整齐齐码在洼地中央。
他们盘算着：再晾晒两日，等花生干透、就借邻家的牛车，全部拉回院里堆起来，等种完小麦地里没有活计都在院子里脱粒、留种存粮，一个冬天能安排的利利当当。
谁也不曾料到，姑父在地里看了两晚，第三天晚上村里一个本家的老**不在了，他去给人帮忙到半夜。
第二日清晨，姑父天未亮就起身，赶去洼地，准备继续晾晒，远远看见花生地里空荡荡的。他以为走错了地，再看，没错啊，是自家的七亩地，那么大一片呢，整个人瞬间僵在原地，手脚冰凉，浑身无力。
他扑到地里，满地只剩凌乱的花生秧子、散落的根须，还有密密麻麻的脚印、纵横交错、深浅不一的车辙印。
那是板车碾压、麻袋拖拽、人工搬运留下的痕迹，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绝非野物糟蹋，是人祸，是偷盗，是明目张胆的洗劫。
姑父不甘心，顺着一道道车辙，一步一步、沿着田埂土路，一路追去。脚下黄土松软，车辙清晰可辨，顺着洼地、顺着河道、顺着乡间小路，一直延伸到远处的大河大堤之上。
可一旦踏上坚硬的大堤路面，风大路阔、土硬石密，所有痕迹尽数被夜风、路人、尘土抹平，车辙断了，踪迹没了，人找不到了，半点线索都没有了。
放眼望去，茫茫四野，到处都是赶着秋收的人，谁偷的、谁搬的、谁运的、藏在哪、落谁家，没有人能给一个答案。
姑父明白，在地里看了两日花生都没丢，偏偏是他给人帮忙一晚上没去就被人全部顺走了，应该是谁踩着了他的点，打起了这七亩地花生的主意。可是那晚去帮忙的人很多，农村就这点好，遇上白事村里的人不管远近都会过来搭把手，知道姑父帮忙没去地里看花生的人不在少数，到底是谁偷了花生，姑父心里没底。
姑父神色仓惶，逢人就说七亩地的花生被人全部偷走了，遇到的人眼神躲闪没有回应。更诡异的是，全村人闭口不提这件失窃案。
没有人议论，也没人惋惜。按理说一个村里的人，七亩地的花生一夜之间失窃绝不是个小事，村里人少不得要打探一下，关切的问询两句，私下里嘀咕一翻，可是没有一个人吱声。所有人照常劳作、照常说笑、照常秋收，仿佛姑父家七亩血汗收成凭空消失这件事，从未发生过。
肯定有人看见了，肯定有人都心知肚明，但是都选择沉默。
姑父姑姑心里堵得发慌，万般不甘，连着几天在村里悄悄转悠，挨家打量、细细观察，想从各家的花生垛里，找出一丝半点的痕迹、一丝半点的破绽。
我挨家的看门缝，想从那些大人和孩子的脸上看出不一样的东西，我固执的以为，只要我找了，总能找出我们丢失的花生。可庄稼地里的收成，同一片黄土、同一片日头，家家户户的花生，长得一模一样、成色一模一样、模样一模一样。你明知别人家的收成莫名多了不少，明知有人一夜暴富、凭空多了几亩粮，可你没有半点凭据。不像丢了一只狗，喊它一声会答应，所以半句质问都无从开口。
折腾了两日，姑姑和姑父心力交瘁、心里更是凉透了，最终只能咬碎牙吞进肚子里，认下这个天大的哑巴亏。
七亩地的血汗，一夜归零。整年指望，尽数落空。
为了弥补损失，为了不让家里秋冬断粮，夜里月色清淡、人声寂静，姑父带着姑姑和我，踏着夜露、去周边的田间洼地碰碰运气。
姑父说，别人能顺我们家的，我们也能顺别人家的。
姑父说这话的时候，语气笃定的像是给我们吃定心丸。
可能是因为有姑父家丢花生有前车之鉴，花生地夜里都有人值守。要么地头铺着凉席、睡人守夜，要么搭着简易草棚、彻夜巡看，半点空隙都不留，半点便宜不让外人捡。田间地头星火点点，我们顺着田埂一路寻过去，遍地都是人、遍地的人都在防备着深夜来偷花生的贼。
遇到没人值守的花生地，我以为可以动手了，摩拳擦掌要把丢掉的花生都顺回来。姑父拉着我只是叹气：“这家怕是没有能来看地的人，老弱幼小，无人看着，估计日子也过得不怎么样，算了吧！”
姑父带着我们在堤外的洼地里转了半夜，最后空手而归。走到村口的时候，不知谁家地里的黄豆因晚上收得仓促，路上散落的零零碎碎的黄豆秧子，我们一人捡了一把，就这么带回家。
那一夜，姑姑和姑父到家一句话都没说，没有像往常一样洗漱倒头就睡了。睡梦中，我隐隐听到姑姑的啜泣声被惊醒，那声音小小的，压抑的，怕吵醒了谁似的。
我小小的心里，第一次装进了说不清道不明的堵与凉。
我不敢相信，一村子的叔伯大婶，见面总是笑着打招呼的人，会偷了我家的七亩花生，那些藏在笑脸后面的心思我看不懂，姑姑、姑父也没能看懂。
长大后我才懂得，廖家村的“顺手”不是淳朴，而是算计，那些平日里的小恶，终将像滚雪球似的摧毁一切。
廖家村人的沉默，不是憨厚，是凉薄。在大是大非面前，他们都是沉默的同犯。
廖家村的黄土，养得出庄稼，埋得住冤屈，却容不得老实人。老实人的委屈无关紧要，只要不是自己家的事，人人都可以装做无事发生。